新青年

黃國鉅 港式民粹主義的雛形
明報專訊 2011年10月30日

香港近十年社會運動鬧烘烘，打破了八九十年代民主黨幾個大佬例牌一字排開的悶局，除了示威頻繁、示威形式多變之外，又不斷有新的團體出現。然而，這種情況的反應，是一個名詞在政治論述被常用、甚至濫用：「民粹主義」。政黨之間互相攻擊、政府譴責「暴力」示威者，都動輒把對方扣上「民粹」的帽子，高官議員說錯話被人圍攻，就說自己遭到「文革式批鬥」，甚至電視台為了刷新形象，也來一句「不受民粹左右」。民粹主義就如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無神論」一樣，是一頂只會送給別人，無人願意自己拿來戴的帽子。

當然，這種標籤的濫用，其實反映了香港政府以至特權階層，在面對洶湧的民意時，手足無措，在理據上無法反駁，於是順手拈來這個負面標籤，來個連消帶打。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民意、民力、民氣，一旦變成民粹，好的也變成壞的。當然，這些人「唔理好醜，只要就手」，只求打擊對方，保護自己，一定不會幫你考究民粹的意義，但奇怪的是連學界也鮮見有人探討。這種和稀泥的狀態，更助長了這個標籤的濫用。

究竟香港有否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所謂民粹主義，定義頗多，不一而足。簡單說有三點：

第一、訴諸群眾喜好，不講原則
這是一般最流行最簡單的說法。本來爭取人民支持，在民主社會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作為負面的標籤，民主與民粹的差別，是為得到群眾的支持，而違反一些基本原則，如人權、自由、法治、少數的權利等等。少數服從多數，本屬合理，但當多數人變成多數人的暴政的時候，民主就變成民粹。

第二、大部分人的盲目與冷漠
然而，歷史上民粹主義運動，不一定得到大部分人支持，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黨。於是有人提出「人民」（people）和「群眾」（mass）的分別，「群眾」不一定代表全體人民的意見，而是聚合起來的積極參與者。當個人變成群眾的一部分的時候，情緒容易被煽動，甚至失去理性。於是，民粹主義又和群眾心理，以及所謂的煽動者（demagogue）聯繫起來。

這說法還有一個問題：那麼那些「群眾」以外、不參與政治的人民，在民粹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猶太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歷史上極權主義運動的成功，是建立在大部分群眾的麻木、冷漠和犬儒之上。這些群眾有強烈的反議會傾向（anti-parliamentary），對政治論述沒有興趣，對政治人物抱犬儒的態度，也從來不會投票，一般政黨亦放棄爭取他們的選票。他們看不起政客，認為他們都是「大泡和」，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議會裏也只是吵鬧、黨爭、貪污、枱底交易、不是做實事的場所。（頗接近很多香港人對立法會和議員的看法）但他們對以國家、人民的名義而行使的國家暴力，如鎮壓「搞事分子」（即政敵）、壓迫少數群族、對外發動戰爭等，卻抱欣賞、尊敬的態度，甚至最重要的是，只要他們「覺得」這些暴力，是為了所謂「國家」、「人民」而行使，對他自己最終會有好處（縱使這好處是虛幻的，實際上可能沒有好處），他們更會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默默支持。

第三、「XX人」的身分建立
民粹主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所謂「人民」身分的建立。阿根廷學者Laclau指出，民粹主義一詞populism的字根，即拉丁文的populus來考究民粹主義的意義，即個人一種建構出來的群族「人民」身分，如古羅馬自稱populus Romanus，羅馬公民以「羅馬人」自居，以羅馬的身分、價值觀、倫理為榮，與所謂蠻族分開來。民粹主義可以建構一種「XX人」的身分，如Das Deutsche Volk，Il Popolo d'Italia，The American people等，塑造一種集體利益、倫理、價值觀、歷史、得以自豪的成就等。近代的政治運動，如納粹主義，也開口閉口以德國人民（Das Deutsche Volk）謀福祉。從正面講，「人民」這口號可以是一種福利主義，所以，納粹黨也有社會主義的部分（納粹黨全名是國家社會德國工人黨）；從反面講，這口號也包含排斥非德國人的意思，於是民粹主義被認為是右派的群眾運動，常跟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連在一起。

所以，民粹主義可以說基本上是一種反動（reactionary）的政治運動，他不是建立在正面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如民主、法治、公平、社會公義等理想，或對土地、人民的熱愛的正面情緒（sentiment），而是尼采所講，一種反應情緒（ressentiment），即當感覺受到被別人威脅、傷害、侮辱等情緒反應，企求保守某種現有的社會狀態或生活方式，從否定中建立正面身分的過程。所以，民粹主義的一大特色是「頭腦簡單」，政治理論和論述單薄，因為它基本上是保守的，不需要勾勒一個未來理想社會的圖象，他們要吸引的，不是民眾的思想，而是訴諸他們的恐懼情緒和自衛本能。

港式民粹：盲目發展

港式民粹主義，雖然未到排外、種族主義的地步，但近年幾件事件，卻出現上面幾種民粹主義特色匯合，加上港式民粹火上加油，令人憂慮真正的民粹主義有否在本地萌芽。

香港民粹主義，除了以上三點之外，還有一個獨有的本土特色：「發展主義」。香港本來就有一套一切以經濟掛帥的單一思想，「發展」兩字一出，更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2004年領匯事件，股民以為可以撈一筆，遇到有人阻擾，就出現中國人那種「阻人發達猶如殺人父母」的本能反應。於是號稱有萬人上街，譴責阻擋領匯上市的「幕後黑手」，對「鄭大奸」喊打喊殺。這種維護股民虛幻的利益，可謂民粹操作的典型。幸好正如前說，民粹主義的特色是「頭腦簡單」，一旦領匯上市的利益煙消雲散，而它帶來的惡果漸漸浮現，當初反對領匯上市的理由一一言中，當日帶頭打倒「鄭大奸」的人，也不敢再提。如此民粹，只是短暫的利益聚合，難成氣候，可以說是只有民粹的實際政治操作，但沒有民粹的政治論述的例子。

然而，近期外傭居港權和港珠澳大橋官司，卻出現一些令人更憂慮的特徵，甚至把「利益」、「恐懼」、「人民」、「排外」四個民粹的特點混合起來。一些政黨以為可以搶到公民黨的選票，發動圍攻、如狼似虎。政府又利用恐懼策略，放大外傭一旦打贏官司的後果，激起一般保守和愚昧的香港中產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不惜主張動用人大解釋法，違反法治來堵塞這「漏洞」。他們自稱「愛護香港力量」，假借所謂本土意識，什麼「政棍」、「狀棍」，恰恰是訴諸一般人對所謂政客的負面形象。可幸的是，發起這場打擊公民黨的「運動」的政黨，只是趁機爭取選票，本身也是無膽面對群眾之輩，更遑論演變成群眾運動。

至於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又脗合了那些接受了政府「經濟」、「發展」、「邊緣化」等口號的一般香港民眾。一般人聽到基建上馬有工開、刺激經濟等，就不管好壞，誰人阻止，誰就是壞人。至於港珠澳大橋是否有必要？香港人是否真的要與大珠三角融合？沒有人去討論。西部通道本來也是什麼中港融合工程，結果使用量大低於預料，這些問題沒有檢討，現在又要一條更昂貴的跨海大橋？政府搬出一大堆數字，指拖延工程要多花幾億，卻不去檢討自己環評工作做得不好，才被法律挑戰。傳媒更不尊重任何人受影響都有司法覆核的權利，重演當年領匯事件盧婆婆被圍攻的把戲。從領匯、高鐵、居港權，到現在外傭和港珠澳大橋，議題不同，手法卻一樣。

當年德國納粹政權，被稱為「地球上人渣」（scum of the earth）的專政，一方面在國內大搞基建，令「人人有工開」；另一方面，又逐一對付政敵、通過獨裁法律、毀滅議會民主。而大部分人得到經濟好處，對納粹的惡行視而不見。當然，香港不是德國，歷史也不會簡單重複，但如果香港人誤信讒言，為了虛幻的利益和恐懼，鼓動排外，甚至在北京動手之前，自己先打擊法治、自毀長城，愚蠢至此，那就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陳雲 華叔的晚節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1月1日


民主黨在區議會遭受攻擊，選情告急，黨主席撰文，抬出司徒華老先生，還擊那些抨擊華叔晚節不保的文章。華叔退出五區公投，指揮民主黨妥協，接受政府的政制改革修訂方案，用五位區議員的議席來擴大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就以為增加民主成分，可以向選民交差。

華叔是香港政壇大老，不論生前死後，也要評斷，根據自傳和旁證來臆測其晚節問題，也是無妨。華叔在五區公投一役，不論是基於錯誤判斷、備受中共要挾而怯懦，是報恩還是討賞，其效果就是打擊香港民眾集結意志，令中共可以橫行無忌。以華叔的共黨知識，他不該不知道，中共怕的是實力，而中共有忌憚香港的金融城市地位，彼此掌握底線，香港民主派只要有堅實可見的民意支持，就可以向中共攤牌，討回雙普選的法定權利。華叔臨陣退縮，令香港民運元氣大傷。

然則，即使晚年失誤，但也無妨華叔推動中文運動、建設教師工會和促進民主的功績。偉人死了之後，我們應該坦誠面對其缺陷，總結教訓，這是尊重偉人最佳的態度。正如我們不會因為孫中山晚年專制和主張北伐而減低其創建民國的功績。我一直批評司徒華晚年糊塗，也是基於這態度。

司徒華於五區公投失誤，只是挫折民運於一時，並無釀成類似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的大災劫。這可以譴責，但不應因此而勾銷華叔的功績。至於華叔早期親共和加入共黨外圍組織，甚至懷疑申請入黨，反而不是甚麼污點，在當年的殖民統治的環境下，借力打力，在兩股恐怖勢力之下周旋，是正常的舉動，也是非凡的政治智慧與個人能耐。諒解華叔的親共出身，反而有利香港的現實政治。

民主黨在五區公投犯了錯，要「票債票償」來懲罰嗎？如果該區沒有可敬的民主派候選人，是投白票抗議，還是依舊投票予那些反對公投的民主派候選人，這樣起碼不會令建制派大勝而親痛仇快嘛？

民主黨的錯誤，是必須懲罰的，否則民運無正義可言，即使因此令建制派大勝，也在所不惜。先安內，後攘外，家賊必須先除。即使在目前的議席分布下，政府已不再尊重民意，只要立法會夠票便推出違背民意和損害香港利益的政策。

民主派即使因為受罰而少了議席，也無大害，反而撕破議會的民主外衣，令市民看出議會的不公不義。民主派群龍無首，議會抗爭無效，街頭抗爭的正義基礎奠定了，反而是香港政治轉型的契機。

百年辛亥與港教徒的墮落

Posted on 十月 5, 2011

最近正在看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先生的《香江有幸埋忠骨》，顧名思義，本書是透過眾多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在香港的墳墓靈位，去追溯清未民國之間的點點滴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領洗，初期支持革民者，也大多為基督宗教的信徒，教會正正就是改變為社會推動革民的重要支持者。連作者自己也發現，《香》一書中所提及的人物，不少是基督教徒，為此，丁館長有以下解釋：

早年參與革命、支持孫中山的人，無論是參與武裝起義的青年，以至是捐助革命經費的商人，都以基督徒為多。簡單的解釋，基督徒較早及較多接觸西方恩想文化，比較能接受新事物。而基督教是從天主教演變出來的，它本身便帶有反傳統意味。聖經褢宣揚的是人類平等的博愛、犧牲精神，這正是近代革命理念的基礎……

丁館長一句說話，一針見血，也令人感到汗顏。昔日的香港教會的確是政治進步的動力，今天卻是擁護權勢的最佳友伴－－昔日推動社會改革的情懷，今日蕩然無存。香港以中產為主的教徒，把統治者的壓迫合理化，對政治經濟上擁有特權的視若無睹。「博愛、平等」已變成「維穩、和諧」，政府高官才是教徒愛護甚至祈禱關懷的對象。如果孫中山先生活在今日的教會，就算他不吐血身亡，恐怕也會離教以劃清界線。

百年回首，有人說今日中國國力倍增，香港早已國際知名；但同時內地維權抗爭事件一浪接一浪，香港的階級矛盾甚至在暴動以至革命的邊緣，究竟是上主凡話語變了？抑或是香港的基督徒變了？

延伸閱讀：時代論壇羅民威《尋找辛亥百年的禱告空間》

原文:http://doctorfat.wordpress.com/2011/10/05/%e7%99%be%e5%b9%b4%e8%be%9b%e4%ba%a5%e8%88%87%e6%b8%af%e6%95%99%e5%be%92%e7%9a%84%e5%a2%ae%e8%90%bd/

王岸然  共產主義還是國族主義？

信報 2011年10月5日

外傭居權案的官司在高院審結，法官認為外傭屬「通常居住」者，這其實是常識之內的事，不可以與軍隊或囚犯的情況並論。大概港人已經進步了一點，沒有再受民粹觀點所迷惑。

事實上，取得申請權不等於申請將獲得接納，有政客以「十二萬多人將湧來香港」的說法恐嚇香港人，以取得為民請命的政治分數，手法與她十二年前當官時一式一樣，這個政客叫葉劉淑儀。

國際都會面臨考驗

踏在弱勢者的權益上爭取民粹政治本錢者，是民粹的極右政客所為，這類行為通常為知識分子所不齒。這件事令港人認清葉劉為人，十多年前的居權事件以至「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可以理解她只是奉命行事；今天則是本性使然，這本性不以她曾到民主大國的名牌學府讀了兩年政治、開始識得包裝民主而有所改變。

社運界和民間力量自然能分清是非，其餘的皆只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包括又要法治光環、又要收法援律師費的公民黨大狀。政客的問題下面再討論，筆者要跳遠一些，由宏觀一些的角度思考問題，就是香港應否大量接納已經長期留港的家傭申請成為香港人，令香港在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可以成為真正的國際都會。

能稱為國際都會應具備多民族性，香港不是想發展為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嗎？

大量接受勤奮的新移民是令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先進地區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低智民粹的思維令到大家的思想受到局限，以非黑即白的二元觀看事情；而政客的思維只及如何爭選票而不是如何治港，於是自己製造民粹議題，又反遭民粹主導。

各方政黨選票先行

星期日《城市論壇》上，甘浩望神父這位「洋雷鋒」的一句話，不會打動民建聯和葉劉，但肯定會刺激北京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思維，最少京官不會輕易給葉劉利用而提早釋法。甘神父質疑的是，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不是國族主義，中國不照顧弱勢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不肯讓第三世界的人民到中國移居，不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平等的人權，只知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 那麼，中國與英帝美帝何異？

列寧曾經指摘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就是先進的西方剝削發展中地區人民的經濟利益，引入外勞就是這麼一回事，主理中國事務的共產黨人皆讀過列寧這句說話，發展中的強國是否應該再走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舊路？短期而言符合國家利益，長期而言則精神價值何在？

容許已經長期在港工作的外傭有規劃、有秩序地成為香港人，是國際主義也是對自己有利的做法，更符合西方現代講平等人權的精神價值，為何從政的人不能拋開民粹，想想這個議題？

公民黨人協助外傭打官司，是想戴上維護人權法治的光環，但再三強調不是要為外傭爭居權，只是為他們爭「申請權」。有申請而沒有批准，可算是一項權利嗎？只支持外傭申請，不支持外傭有居港權，更千方百計向港人解說——申請是不容易獲批准，不會真有大量外傭來港的危機。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維護人權公義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民主黨就更加不堪，為了選票，聲稱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立場與民建聯是一個模樣。民主黨自從與中共交易之後，骨子裏已經向右轉，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在認識清楚其真面目之後，社運界有必要與民主黨劃清界線，在民主議題上要更獨立、更有原則。

制訂指引一視同仁

大家都明白，現時的所謂危機根本不會存在，建制派也很明白，一切只是存心利用事件打擊泛民的區議會選舉。法官說得清楚， 「居住地」其實是國際法中在既定定義的用語，《入境條例》為《基本法》加上更窄的定義，是違憲的法律觀點所在，但判詞並無涉及入境處在接受申請之後如何審批，這與1998 年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權申請完全不同，那是一刀切的權利認可，而今次只是申請權的認可。

全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出入境限制的自主權，這是主權範圍內的事，不是一個人權問題。人權問題出於一刀切不接受申請，基於同類申請有不同類的處理，這是歧視，亦所以違反人權觀念。

很簡單，是否容許外人成為港人，政府內必然有詳細的政策指引，若然沒有，那是入境處的錯，也是當年葉劉淑儀留下的錯。今天的補救是清楚制訂指引，不論白人、黑人、大陸人、菲人、印人或泰國人，要一視同仁地處理，這就符合國際城市的做法，大家還在爭議什麼？

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和精神價值，不在乎人種。不說美國，就連英國也早有四成人口是其他民族，香港則連一成也沒有。香港的成功若要延續，接納新移民是策略的需要，是應予肯定的方向。